部分政务电子化出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人民日报调查

人民日报：真正把“指尖”上的负担减下去

近年来，电子政务平台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行政工作和为民办事的效率。不过，有的地方在政务电子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工作应用软件开发过多过滥、数据重复申报、过度“留痕”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加重了基层负担。

近日，记者赴多地采访，了解“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具体表现，与读者、网友、专家等共同探讨如何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与活力。

(资料图)

清理整合群组

打通数据壁垒

“从早到晚，手机信息响个不停”“每时每刻盯着‘群’，生怕漏看通知”“手机里安装了20余个工作软件，各种打卡、报材料”……谈起“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一些基层干部感受深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基层干部反映“指尖上的负担”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两多”：一是网络工作群多，二是工作应用软件多。

“我手机里有几十个微信群，有的是条线部门的，有的是项目小组，有的是专项工作。不仅需要及时回复，有的还要定时定点打卡，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盯着手机看。”一名社区干部说。

“要求基层干部关注各种微信公众号、下载安装各种手机应用，签到、点赞、转发等，挤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时间，增加了额外负担。”甘肃张掖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胡海说，针对网络工作群和工作应用软件过多过滥等形式主义问题，张掖市通过专项整治开展清理整合，全市微信工作群数量下降45%、QQ工作群数量下降47%，取得良好效果。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采访中，记者发现，基层干部之所以“抱着”手机放不下，是因为要应付大量上级部门的数据报送要求。有些部门下达报送任务时，往往不考虑基层工作压力，单个部门的数据要求看似不多，但多个部门的要求同时传导到基层，就成了负担。

“不少数据都是重复报送。”西部某省会城市一名社区干部说，“有的部门其实可以从其他部门取得相应数据，但为了省去沟通协调的麻烦，要求基层一级级填报。而且这些数据每隔一段时间还要重复填报，说是为了更新数据，但有些数据变化很小，没必要时时更新。”

有的部门之间管理职能交叉，却存在严重的数据壁垒，形成了“数据烟囱”。沿海某县一名乡镇干部反映，乡里要举办一项文化活动，在报审时，需要同时录入县委宣传部的两个系统和县文广旅体局的两个系统，“系统之间为什么不能打通使用呢？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又能减轻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

广东云浮市读者张培胜在来信中说，他去一家单位参访，发现这家单位的文件传阅程序让人不可思议：“传阅文件要领导在网上签批，然后再把文件打印出来呈送领导，复印领导批示意见后正式下发；同时，还要把领导的批示意见扫描进电脑存档。网上网下重复走流程，这样的数字化改革加重了工作负担。”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何哲认为：“目前，信息系统条块分割比较明显，各部门各自建立信息系统，但信息采集任务都压在了基层一线。”他建议，进一步构建统筹通用的基层信息系统，解决一次填报多处应用的问题，并通过大数据综合分析、智能填报等自动化手段，减轻基层重复填报的负担。

一些地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确要求，对不协同、不通气，多头、频繁要求基层报送相同或者相似的基础性数据和材料，导致基层重复劳动的要进行问责。福建厦门市湖里区则依托“数字湖里公共管理平台”对多个端口进行了整合，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

修正考核标准

重视工作实绩

不合理的考核往往是催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考核只注重打卡留痕，导致基层工作在“指尖”上运转。比如，只要拍照、打卡、发朋友圈、截图上报，就证明在岗了、工作了。有的干部因此重“痕”不重“绩”，为完成任务走过场、做样子，应付了事。

还有的对工作软件下载量、活跃度等进行考核，给基层造成额外负担。今年1月，浙江杭州市淳安县纪委以大墅镇为样本开展专题调研，结果发现，大墅镇目前在用的各种电脑软件、手机应用、微信小程序等有100多个，其中有明确使用要求的占70%左右。

“在数字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一些职能部门跟风开发了各种应用软件，并将软件使用情况纳入考核范围。有的虽然不考核，但会根据指标进行排名，给基层不少压力。”淳安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余泽宝说，县纪委监委牵头，重点针对县本级开发建设并贯通到乡镇村社的应用程序开展专项清理，目前已整改下架16个。

定任务、打分数、搞排名，本来是为了更好地激励基层干部开展工作，却因为考核标准不科学、不合理，背离了初衷。东部某省推出一款日常办公的应用程序，提出每天要有90％活跃度的考核要求。结果，有的乡镇干部为了完成任务，没工作需要时也不得不每天登录。还有一个督促乡镇村社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排除的应用平台，为了达到考核所要求的使用频率，有的乡镇没有隐患时也不得不找些问题录入。

还有的地方不顾基层情况，设定不切实际的任务指标。某省曾推出一个名为“干部之家”的工作应用软件，其中有一项预约功能，方便工作人员约见上级领导。但这款软件在乡镇严重“水土不服”。“乡镇干部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哪还需要网上预约。可为了完成任务，有的时候大家坐在同一办公室，也用手机预约见面。”一名乡镇干部说。

还有的职能部门为推广相关应用软件，盲目下达下载指标。前不久，北方某省村干部小韩顶着烈日酷暑挨家挨户帮村民下载一款手机应用软件。“部门要求这款软件要激活户籍人口的一半，如果激活人数不足，要被问责。村里不少老人的‘老年机’没办法下载软件，只能先把老人的手机卡放进自己的手机，激活后，再把手机卡还给村民。”小韩说。

不少基层干部表示，推广使用应用软件应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而非以硬性考核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浙江杭州富阳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沈阳红认为，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要从考核指挥棒下手：“建议将安装政务应用、关注微信公众号、网络投票等不合理要求移出考核细则，建立更加科学的考核激励机制，真正把工作实绩作为衡量标准。”

何哲建议，应完善对基层工作的检查考核制度，将多次检查合并为一次检查、将各种专项检查合并为统筹检查，尽量减少层层考核，根据基层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

用好数字便利

回归政务本质

在杭州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朱春根看来，数字化改革是未来大趋势，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应重在突出数字化改革实效，既要督促主管部门削减不必要的应用，着力纠改衍生出来的不必要的考核和通报等问题，又要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让数字应用管用好用。

“数字应用得当，能给基层减轻不小的负担。长期以来，各种报表是基层工作的痛点。杭州通过‘一表通’系统，加强数据归集和信息共享。目前养老、人社、司法等7个高频条线已实现报表清零，占社工年度报表总量的70％。”朱春根说。

实际上，应用软件贴合实际、服务基层有效果，就能得到干部群众的支持。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域广、形状狭长，最远乡村距离县政府所在地有300多公里。“以前到县上开个会，要花两天时间，路上奔波劳累不说，还耽误工作。”一名乡镇干部说，“现在，县里倡导开视频会议、网上办公，有什么传达指示，打开视频，一会工夫就开完了，节省了不少时间精力干工作。”

数字应用好不好，基层干部最清楚。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要多倾听基层的声音。

“这个回访记录必要吗？”“这些数据可以直接从医院导入，没必要通过镇街收集。”“两个系统的服务功能有重合，不能因为开发商不同而不整合。”……7月4日，杭州萧山区举行了一场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应用路演评审会，专家和基层干部代表向被评审应用主体单位接连发问并现场打分。

这是萧山区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行动之一。杭州萧山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周萍英说：“纪委监委联合区数据局经多维度评估，选出47个应用作为首批评审对象。目前评审的37个应用中，17个被取消，6个被整改合并。”

造成“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各级政府应从自身做起，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事。”张掖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王强说，“能在本级完成的任务，绝不转嫁、加码给基层。只要每一个单位、层级都这么做，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成效就会越来越明显。”

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最终还是要让数字化回归政务的本质——服务群众。采访中，不少干部表示，“键对键”数字赋能的同时，不能忘了与群众“面对面”，干部群众鱼水情深，密不可分，切不可让数字化成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隔阂。

“盯着这个‘群’，就进不了那个‘群’。”甘肃山丹县东乐镇党委书记张永盛说，“我们要求村干部少发群、多入户。多往群众家里走走，向村民讲清政策、了解困难。”这样的要求，基层干部也乐意：“了解民情当然是面对面最好，和老乡聊聊天，可比在办公室里填表掌握情况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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